●北大的校庆日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到现在还是一个百年不解之谜！京师大学堂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正式成立的或首次开学的呢？这个怪有趣的谜底，并非不值得我们，特别是北大人，去深入研究而加以揭开。
北大的校庆日之所以定于5月4日，并非是根据于学校在100年之前的成立之日或开学之日的，而是后来专门为了纪念“五四”运动的。
由于“五四”运动并非发生于一个世纪之前的1898年，而是发生于79年之前的1919年。因而，把“五四”运动这一天作为校庆日，按年头计算，至今则尚不足80年，距离100年还差21年之多。可见，北大把5月4日作为校庆日，在年份的计算上，难免不遇到麻烦，易引起不必要的混乱。
把5月4日作为北大的校庆日，除了年份上有所不便之外，还有月份上的困惑。因为与史载有所不符。下面仅举几件主要的历史记录加以对照看看吧。
第一，100年前的1898年，清廷正式决定兴办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的月份，并非是5月4日，而是6月11日。这一天，即清光绪二十四年（戊戌年）四月二十三日，即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皇帝为了培养变法所亟需的大量人才，遂于颁布“戊戌变法”的纲领性的谕旨——《明定国是诏》中，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。“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，尤应首先举办……，以期人才辈出，共济时艰。”（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戊戌变法》（二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17页。）（请参见拙作：《光绪皇帝与首创北京大学》、《北京大学与光绪皇帝、戊戌变法》二文。）
第二，清廷委任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，当时称为“大学堂事务管理大臣”，也并非是5月4日，而是7月3日。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（戊戌年）五月十五日，即1898年7月3日，始下令“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”。（同上书，第28页。）（请参见拙作：《孙家鼐与创办北京大学》一文。）
第三，京师大学堂的校舍一时难以建成，为了不至于影响尽快开学，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（戊戌年）六月二十二日，即1898年8月9日，始下令暂拨“公所”作为临时校舍。京师大“学堂房舍，业经准令暂拨公所应用，交内务府量为修葺，著内务府?日修理，交管理大学堂大臣，以便及时开办，毋稍延缓。”（同上书，第51页。）京师大学堂要开学总得有校舍，兴建校舍一时来不及，也得有一个临时校舍。而确定“公所”为临时校舍的日子，也并非是5月4日，而是8月9日。
第四，大凡开学之前，都应该把教材认真地准备好。否则，开了学之后，教师岂不是没有教材可教吗？学生岂不是没有课本可念吗？如此这般，岂能开成学呢！为此，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（戊戌年）六月二十九日，1898年的8月16日，特为京师大学堂所亟需的教材编译问题而下了一道专门的谕旨。“译书局事务，曾经派令梁启超办理，现在京师设立大学堂，为各国观瞻所系，应需功课书籍，尤应速行编译，以便肄习，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，均尚切实，即著依议行。”（同上书，第54页。）这时比起5月4日，已晚了快三个半月之久了。
第五，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（戊戌年）七月二十七日，即1898年9月12日，鉴于“大学堂事属创举，开办不易，欲速不能”，因而批准并表彰了日讲起居注官黄思永关于“自行筹款，设立速成学堂，以期收效”的奏请。（同上书，第88页。）9月12日，离开西太后“戊戌政变”的9月21日，仅仅只有9天了。而这时，京师大学堂尚未开学。这是“百日维新”的103天中，光绪皇帝关于筹办京师大学堂所下的15道谕旨中的最后一道。（案：此乃依据作者的初步统计。）
所以，可以断言，直至戊戌政变的9月21日的那一天为止，京师大学堂仍在难产之中。
由此可见，按月份计算，北大的校庆日，总不能就把它确定于还没有教材（8月16日），又没有校舍（8月9日），也没有校长（7月3日），特别是压根儿还没有立案（6月11日）之前的5月4日吧？！
“五四”运动，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。北大的莘莘学子是率先参与发起“五四”运动的，北大成了“五四”运动的发祥地，“五四”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北大的长足进步，并提高了北大在国内外的知名度。北大与“五四”运动，有着远非一般的关系。北大人对“五四”运动，怀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北大人要永远纪念“五四”运动，并大力发扬“五四”运动的精神。但是，是否因而就一定要用校庆日来表达，方才能算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与方式呢？
任何一个学校的校庆日的确定，都应以其实际的成立之日或开学之日为准。即使这个日子，当初是极为平凡的一天。但是，当初平凡的校庆日，并不意味着学校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，就不会发生伟大的事业。事实上，校史越是长久的学校，在其漫长的未来的历程中，是很可能不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伟大事业的。
如果以校史上发生的伟大事业的日子作为校庆日的话，那末是否又应该以后来发生的新的同样伟大的，甚至是更伟大的事业的日子，再来作为校庆日呢？果然如此，由于来日方长，那末校庆日的相应变动岂不是过于频繁了吗？就拿北大来说吧。北大解放的那一天，标志着北大从此开始了新生。这个意义在北大校史上，难道不新吗？不伟大吗？不更伟大吗？试问：北大的校庆日，是否因而又应该再改一次，改到北大解放的那一天呢？如此这般不停地改动，那还有完有了吗？
由此可见，任何一个学校确定其校庆日的唯一依据，不能是别的什么，而只能是该学校最初的成立之日或首次的开学之日。这是最简单的，又是最准确的，也是最公平的。难道大家不都应该具有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共识与态度吗？有人说，北大的校庆日是12月17日。
其理由是，老北大就一直是这个日子。并且，现在台湾的北大老人还保留了这个日子。
此说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，曾经三进北大，既当过北大的名教授，又当过北大的系主任，甚至还当过北大的校长的胡适就是持此说的。胡适于1960年12月17日，与他的亲友，特别是又与一批北大老人，一起聚会，共度他本人的七十岁（虚岁）的生日，又庆北大的六十二周年的校庆日。
1960年12月17日（星期六），下午三时多，胡适和柏亮功、毛子水同车下山，四时半，“参加北大六十二周年的校庆纪念会，同是为先生七十初度的庆祝会。”
胡适在庆祝会上致辞说道：“今天既是北大六十二周岁的校庆，同学们把我的生日连在一起，…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，是民国三十七年（即1948年——引者注）十二月十七日，……。有人问北大校庆为什么和我的生日同一天？我的生日是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后来我在签证处赴美留学时，一位王尔德博士替我翻成阳历的今天。”（胡颂平编著：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第九册，第3409——3412页。）
这就是以12月17日为北大的校庆日之一说。
这个日子，在月份上，由于它既晚于上述的6月11日，又晚于7月3日，还晚于8月9日，再晚于8月16日，也晚于9月12日，因而就没有月份上的问题，在月份上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。
再者，这个12月17日，如果就是1898年的，那末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
但是，问题就出在年份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12月17日，并非一定就是1898年的，也许是别的年份的。
就拿胡适来说吧。虽然他采用了12月17日是1898年的说法，但是他仍然留有余地，并客观地介绍了1902年（壬寅年）的12月17日之说。所以，紧接着上面的话，胡适又说道：“至于北大校庆的日子，有几种说法：一说是从阴历翻成阳历的今天（即指1898年12月17日——引者注）。但邹树文那篇回忆中说，戊戌年设校之说不确，可能是庚子乱后，壬寅年恢复开学的纪念日。这篇文章……是校史的重要资料。”（同上书，第3412页。）这就是说，12月17日，并非是1898年的，而是1902年的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则今年北大还不足一百岁，要到2002年才满百岁呢！
综上所述，北大的校庆日有三种之多：其一是5月4日（1919年的）之说；其二是1898年的12月17日之说；其三是1902年的12月17日之说。
此外，我最近偶然见到了1898年的“8月9日宣布京师大学堂成立”一说。（《江淮文史》1998年第2期，第113页。）此说并未列举理由。
北大的校庆日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到现在还是一个百年不解之谜呢！京师大学堂究竟是哪年哪月哪日正式成立的或首次开学的呢？这个怪有趣的谜底，并非不值得我们，特别是北大人，去深入研究而加以揭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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